大明王朝1587！
敕書的好處當然是很多的。
俗話說“人憑文書官憑印”，從洪武十五年起，明廷就開始著意招撫元代治下的女真部族，賜給酋長們一些沒有職權、不拿俸祿的虛銜，借此來維係遼東邊境的宗藩體製。
敕書本是明廷為落實自己的羈縻政策而頒發給境外部族首領的“委任”文書，嚴格來說，努爾哈齊建州左衛都指揮的職位也是經過明廷正式敕封而獲得的。
明朝獲得對遼東的主權，是朱元璋在位時的事情，元王朝敗退漠北後，朱元璋乘勝追擊，一舉擊破了盤踞於遼東的蒙古納哈出部，並降服了先前臣服於元王朝的朝鮮。
在洪武二十八年與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曾兩次大規模移民遼東，在當地屯墾駐守，與此同時，朱元璋還大封藩王，將他的三個兒子，韓王、遼王和沈王分彆封在了開原、沈陽和廣寧。
如果這個政策可以延續下去，那麼遼東女真的地位幾乎就等同於藩邦朝鮮，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向女真各部頒下的敕書或許至今仍是一紙簡易委任狀。
不料，在朱元璋過世之後，事情逐漸起了變化。
明成祖朱棣憑借靖難之役奪權成功後，生怕其他藩王有樣學樣，開始大規模地將朱元璋從前分封到邊境的藩王逐步內遷。
於是韓王、遼王和沈王便在永樂年間連同家眷一起被遷入了內地，使得遼東大地一下子成了真空地帶。
當然，此後的明王朝也不斷地向遼東派駐軍隊、屯墾戍邊，但是比起冊封藩王式的大規模遷移，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且明廷在邊防首先的針對對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遼東雖然也駐紮重兵，但主要對手同樣是蒙古人。
對於當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萬曆朝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缺少足夠的重視。
明朝在遼東邊防的吃緊，是嘉靖年間的事情，當時東遷的蒙古黃金家族土蠻部，以及作為朵顏三衛存在的朵顏部，都把遼東當作侵擾對象。
而經過李成梁與戚繼光的多番征戰，直到張居正改革的末期，無論是土蠻還是朵顏三衛，都已大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遼東的主要威脅。
之前不顯山不露水的女真部落，就這樣逐漸成為了遼東舞台上的主角。
明廷起初沿襲了元代對東北的部分管轄方式，在女真地區廣設衛所，以“來朝及互市”的形式與女真人進行貿易。
所謂“來朝”即是朝貢，指邊境內外的部族首領攜帶本地區的特產進京，與明朝政府進行物質交換的行為。
根據朝貢製度的相關要求，女真部族要按時、按量經由指定的路線將地方特產送入京師，明朝政府則派專人依據敕書上的品級對朝貢人員進行接待。
雖然對進貢來的方物並不照價付錢，但“賞賜”和車馬勞頓所需的交通補助費往往遠超出貨物價值本身，並且每名朝貢者還可以依例得到二十兩左右的“回賜”賞銀。
此外，女真人樂於入京的原因還在於無論是在京停留期間，還是往來京師的途中，均可與地方進行各種合法的貿易活動，因此他們在“貢品”外往往還要夾帶許多貨物，以賺取更多的利潤。
“互市”則指的是“馬市”，與朝貢的濃鬱政治色彩不同，馬市更像是一個平民化的交易場所。
隨著明朝與女真部落市場的擴大和雙邊社會需求的增加，貿易對象便不再局限於馬匹和布匹。
女真人往往將毛皮、珍珠、人參、蘑菇、鬆子、蜂蜜等價值較高的天然產品拿到馬市上售賣，同時換取漢人手裡的耕牛、鹽、鐵具、絹布、紙張等日常所需的農業工具和手工業製品。
為適應日益繁榮的市場貿易，馬市由最初的開原一處增加到五處，貿易的頻次也由一月一次改為一日一次。
圍繞著開原、撫順、寬奠這條明代邊境線，由女真人、漢人、朝鮮人和蒙古人共同參與的初級市場日漸形成。
由於朝貢與互市為女真部落帶來了巨大的貿易利潤，明廷為了控製女真各部的經濟命脈，開始逐漸以敕書作為女真人參與貿易的準入資格證。
女真人入關朝貢或是進入馬市時，都要將敕書及進貢物品或貿易產品交由相關的官員進行査驗，無印信公文者不得入境，且每份敕書一次隻允許一人一馬由指定的“貢道”入關。
因此女真酋長手中敕書的數量，直接決定著貿易規模和部落獲利的多寡。
由於敕書具有的這種特殊功能，所以到了萬曆時期，明王朝就借助敕書來實現分化瓦解女真部族、安定遼東邊防境況的目的。
截至萬曆十五年，明王朝總共頒發給女真各部一千四百九十九道敕書。
這一千四百九十九道敕書的分配當然是不公正的。
譬如明廷之前一直有意扶持的海西女真，就曾有幸獲得明朝頒給的敕書九百九十九道，其中居開原南關的哈達部獲得六百九十九道，居北關的葉赫部獲得三百道。
萬曆十二年，李成梁在設計殺死了稱雄海西未遂的清佳砮、楊吉砮兄弟之後，為了平複開原南北關的舊有勢力格局，不得不出麵重新分配敕書，將其中的五百道分配給了哈達部，四百九十九道分配給了葉赫部。
努爾哈齊知道，以當時的情形而言，倘或沒有李成梁在萬曆十二年的這次及時分配，那麼葉赫部的清佳砮、楊吉砮兄弟便很有可能在徹底打敗哈達部後，獲得海西女真九百九十九道的全部敕書。
如果清佳砮、楊吉砮兄弟不死，當真要明廷與葉赫部兌現這九百九十九道敕書，那麼葉赫部便很有可能在稱霸海西之後，繼而侵蝕建州女真與野人女真，甚至反客為主，逐漸脫離明王朝的控製。
而這恰恰是明廷最不願見到的結果。
努爾哈齊其實是有一點不平的，明廷總是高高在上，用一種施舍者的姿態在女真社會內部製造不公。
爾後又坐視女真各部為爭奪這不公帶來的利益而自相殘殺，繼而又以一副救世主的嘴臉居中調停，用軍事和貿易這兩種手段在女真社會內部精心構築出明王朝所希望的利益格局。
作為曾經的被拯救者以及將來的被施舍者，努爾哈齊早已看透了明廷的手段。
漢人就是該講道理的時候他們偏講仁義，該談利益的時候他們偏講道理，要到了不得不講仁義的時候呢，他們便開始談感情了。
所以努爾哈齊絕不在聯姻一事上同李成梁談感情。
他知道這時候千萬不能談感情，一談感情就上了漢人的當了，因此他很直率地同李成梁講道理，
“可兒子手中隻有三十道敕書，皆為父親於萬曆十一年時勘發，比起海西之葉赫、哈達，所差數十倍有餘，兒子又哪裡來的好處可以分給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