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範明這件事能辦得如此之快，其實有三個原因。
一是因為張鯨是萬曆皇帝親自提拔的東廠提督，又一向敢想敢乾，為了不辜負皇帝對他的信任，朱翊鈞吩咐下去的一切事務他都會儘力去圓滿完成。
二則是因為，萬曆十五年的錦衣衛和東廠的關係還算融洽。
與天啟年間魏忠賢因“移宮案”而排斥駱思恭不同，萬曆十五年的錦衣衛指揮使劉守有在後世史料中一直被認為是張鯨黨羽的一員，甚至因此而屢遭言官彈劾。
錦衣衛和東廠相互勾結，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實際上劉守有對張鯨的順從也是“倒張”運動的附加成果之一。
劉守有原是張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張居正在位時他自然是順風順水，到了張居正死後，劉守有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也跟著被彈劾。
因此劉守有在任錦衣衛指揮使的後期，幾乎一直被張鯨壓製，使得錦衣衛事事隻能順著東廠行事。
由於東廠曆來被後世所詬病，所以劉守有的名聲並不太好。
但朱翊鈞目前對此並無不滿。
因為他心裡很清楚，劉守有對張鯨的遷就是一種自保行為，屬於生物本能，與後來天啟年間田爾耕依附魏忠賢，使得錦衣衛徹底淪為東廠爪牙完全是兩碼事。
更何況曆史上的劉守有在當上錦衣衛指揮使後並沒有甚麼出格舉動。
唯一一樁曆史懸案，就是王世貞曾在文章中影射劉守有在查抄馮保家產的時候，私吞了馮保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圖》，但這個說法並沒有相關史料佐證，最終也沒有得到證實。
至於第三個原因，就是萬曆十五年的山西介休範氏還遠遠未達到範永鬥時期的豪商水準。
晉商在邊疆經商的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開中法”政策的實施，山西商人們利用運輸便利、靠近邊防的優勢，通過販鹽販糧，不斷逐步壟斷了北方的軍需貿易，而遼東馬市不過是大明綿長邊境線中的一環。
何況自隆慶開關以來，當時任宣大總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廣招四方商販參與貿易，為山西商人了更為優惠的條件。
去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的內地商民中有一大半是山西人，在遼東進行商屯、開設商鋪的商人之中，也有一多半是山西人，後來的“八大皇商”在萬曆十五年的眾多遼東晉商之中根本不算起眼。
且山西介休縣地處南北通行孔道，因此曆來是出外經商者多，因經營對邊疆貿易致富者多，範氏不過是順應當地民風的其中一家。
這樣的人家在萬曆朝前期的汾州府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率先去塞上經商的範明完全是隆慶時期的政策產物，在汾州府甚至都排不上甚麼名號。
朱翊鈞覺得，倘或有誰在萬曆十五年時告訴範明，說他的兒子和範氏家族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範明肯定以為那人是在胡說八道。
晚明的晉商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範明不過是這個集團中的最普通的一份子，要真正地算起賬來，這明朝滅亡的原因怎麼算都算不到他頭上呀。
朱翊鈞很清楚範明是怎麼想的，他也可以肯定，去山西執行任務的張鯨和劉守有也都是這樣想的。
皇帝要真想同晉商算賬，怎麼會單單地去抓一個範明呢？
再說皇帝才因為順義王嗣封禮成而蔭了王崇古的一個兒子，怎麼會毫無征兆地就突然同晉商翻臉了呢？
朱翊鈞可以想象張鯨和劉守有的滿腹疑惑。
也正是因為有他二人的這種滿腹疑惑，朱翊鈞才能在下達指令的不到一個月後就見到了範明。
萬曆十五年的範明尚且年輕，隻見他身穿粗布短衣，頭戴小帽網巾，安靜地跪伏在文華殿的金磚地上。
殿外的日光從文華殿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門逆透進來，將他的身形投射成了一個模糊的黑影。
朱翊鈞依舊端坐在殿上，雖然這既不是日講也不是經筵，也沒有起居注官在側記錄，但他仍不敢輕動，
“先起來罷。”
朱翊鈞畢竟是現代人，一個人再壞他見不得人跪著。
何況範明的“壞”還沒有落實，萬曆十五年的範明大抵還算個良民，在朱翊鈞眼裡，一個良民即使在將來是壞的，眼下也不該讓人先跪著。
範明伏著身子沒動，
“小民有罪，實不敢起。”
朱翊鈞一聽“有罪”二字就覺得頭疼，他沒想到人一當上皇帝就失去了與人平等對話的權利，不平等還不算，現在他連不讓人下跪的權利也一並失去了。
不僅是鄭貴妃，現在連範明都能用下跪來顯示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好像朱翊鈞天生必得殘暴，不殘暴就愧對於他那有權力不講理的皇帝身份。
但朱翊鈞卻還是願意講理的，他微微一笑，不急不忙地反問道，
“你有甚麼罪？”
範明回道，
“皇上要定小民甚麼罪，小民就是甚麼罪。”
朱翊鈞沒想到自己一個不設防就成了大明的路易十四，好在他並不把“朕即國家”這句話當真，
“你無罪。”
朱翊鈞重複道，
“朕宣布你暫且無罪，你先起來罷。”
範明這才慢慢動了一下，見朱翊鈞沒有變卦的意思，方晃晃悠悠地從地上爬了起來。
朱翊鈞不得不承認，範明的這種作派讓他心酸，八大皇商之首的親爹在皇權麵前竟也是如此卑微，這種曆史和現實交錯的反差讓他心裡直發堵。
“朕聽說，範掌櫃在張家口及蒙古一帶行商，生意做得很大。”
朱翊鈞刻意緩和了語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