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這裡就要說到朱翊鈞當皇帝後總結出來的第二條經驗了。
由於對皇帝說謊在封建社會可以被認定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鈞身邊的人一般不到萬不得已，必不肯冒著欺君的風險對朱翊鈞說謊。
但是不說謊不代表就一定會說真話。
根據朱翊鈞的觀察，皇帝身邊說真話的人屈指可數，與說謊相對，絕大多數人選擇的是“不說假話”。
這種“不說假話”的語言藝術在內廷可謂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禮監和東廠當然是受這種語言藝術影響的重災區，但後宮就不一樣了，後宮是把這種藝術給升華了。
皇帝聽到太監不說假話，心裡說不定還會留一個疑影兒，覺得忠誠不絕對就代表絕對不忠誠。
但同樣的事情換成後宮的女人來做，性質就陡然發生了變化。
明朝後宮到底是不乾政的，後宮的女人不說假話也不說真話，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釋為“身處深宮，識辨不清”，但勸諫皇帝的心卻是真誠的。
朱翊鈞在一群絕對不說假話的人中間生活了近半年之後，終於明白了萬曆皇帝的多疑是怎麼被悄聲無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個處處不說假話又一心忠誠，但最後總能發現周圍人言有出入、各有私心的環境中長大，說不定也會變成萬曆皇帝那樣的性格。
所以當皇帝就要時刻識彆周圍人的私心，並且要能從一堆不假的話裡提煉出有效信息的真實麵貌。
這一點自古就是許多皇帝的難處。
從假話裡頭識彆真話不難，但從不假的話裡提煉真相就相當考驗一個人的判斷能力了。
好在朱翊鈞是精研明史的穿越者，他的優勢就是從根本上減少了“提煉真相”的試錯成本。
周圍人一開始實踐這種“不說假話”的語言藝術，朱翊鈞就能立刻分辨出這是一種藝術。
譬如李太後先前在給朱翊鏐的南行請求錦衣衛保護的時候說過，“俞大猷平個叛都要借洋人的軍艦”。
這句話當然不假，但要因此就以為明朝水軍不堪一擊，那是絕對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朱翊鈞能打借兵英國的主意，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和從遼東入關的滿清比起來，大明水師的曆史基礎可謂是相當雄厚。
從南方起兵的朱元璋，當年就是靠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的巢湖水師，打敗了張士誠和陳友諒的太湖水師和鄱陽湖水師，統一了江南，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公平地說，如果沒有這支實力雄厚的水師為朱元璋掃平了江南，當時的起義軍可能還要在江南各種政權中內耗上好一段時間。
無論如何，是不會這麼快就能揮師北伐，進軍中原的。
說大明是靠水師定天下，並不為過。
即使經過兩百多年的海禁之後，大明水師的實力在周邊國家中仍能算是首屈一指。
事實上，就算朱翊鈞沒有穿越成萬曆皇帝做任何改革，再過十年，直到萬曆二十六年，陳璘和鄧子龍依舊能在抗倭援朝的露梁海戰中率領大明水師成功擊退日本。
甚至到了明末崇禎時期，受明廷招撫的鄭芝龍依舊能用裝備遠遜於西方的水師船隊，打贏入侵澎湖的荷蘭艦隊。
因此朱翊鈞對大明水師的總體實力相當有信心。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晚明麵對的海洋威脅，從其情況的嚴重程度來講，比晚清是要輕上太多太多了。
西方國家雖然已經有了殖民意識，但是其擴張手段並不像晚清那般激烈。
即使是在後世被譽為“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在萬曆一朝，仍然陷入與西班牙的膠著內戰之中。
而且在晚明時期，西方國家對海外的殖民地的開拓，也多像澳門一般，主要是為了海上貿易的航線壟斷。
而非像晚清那時一般，對殖民地用上諸如傾銷、入侵、屠殺等種種殘酷手段。
所以朱翊鈞對與英國合作的前景還是相當看好的。
大明水師的弱點隻是在於晚明的幾位皇帝根本不懂甚麼是殖民擴張。
把像林道乾、鄭芝龍那樣的聰明人都趕到國外當“外國人”去了，留下轄域內的一群農民，還喜滋滋地覺得這叫“老實、本分、好統治”。
結果“老實農民”裡麵偏偏就出了張獻忠和李自成。
深受近代史影響的朱翊鈞痛定思痛，覺得隻要自己有這個觀念、有這個毅力去發展海外殖民，其餘無論是裝備還是造船技術，都是可以迎頭趕上的。
趁著大家都還沒變成帝國主義，趕緊讓萬曆十六年的大明跟著西方國家分吃一番大航海的時代紅利罷。
就在朱翊鈞在心裡為大明水師展望美好未來的時候，李太後又開口了，
“皇上有分寸就好，沿海百姓的負擔太重，平常替朝廷維持衛所、水寨、巡檢司就已是力不從心。”
一遇上實際問題，李太後有時還是會試著說真話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師，那募兵又得從沿海百姓裡頭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為了拱衛遼東、登萊那幾處要緊關隘也就罷了，要是僅為了幫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當了。”
朱翊鈞聞言便點了點頭，李太後說得也是晚明海防問題的客觀事實。
明朝初年的時候，全國沿海置衛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師軍士有敵則戰，無敵則耕，糧餉充足，海防亦趨穩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於聯防能力，可以根據進犯之敵的騷擾路線采取相應措施，從而有效打擊海上進犯之敵。
一旦倭寇進犯，遠處見烽堠報警，近海有水寨的防禦，沿海巡檢司進行盤查，上岸則衛所水軍圍追堵截，從而在沿海地區形成一道嚴密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