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張誠笑了一笑，先在話裡給自己留了條後路，
“奴婢原是陝西人，未曾親曆我朝漕糧轉運，不過奴婢在內書堂時，嘗聽翰林說起前元舊事。”
“古人雲，‘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前元故事而觀，以海運替漕運，實在恐非易事。”
朱翊鈞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當年的高瞻遠矚。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
雖然二人都是農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種人，所以他從來不指責妥歡帖木兒強征民工開鑿河道。
因為他知道他會當皇帝，他當了皇帝也一樣會鑿河道，即使他不鑿，他的子孫也一定會像妥歡帖木兒那時一樣去征民工、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歸起兵，挖統治階級牆角這種事他是從來不做的。
所以後來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沒覺得有甚麼不對。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實誠得有些“愚”了。
像“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種空話，說了也就說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個是“真宋”、哪個是“真龍”。
李自成倒好，一張口就是“闖王來了不納糧”，這一“不納糧”，直接就把統治階級的根子給挖了，百姓不納糧怎麼去供他一個農民皇帝？
就像後世民國政府給溥儀以“優待條件”遜位，一個是欺君，一個是欺民，都是敗史。
都是先造了一個大局麵，教人盼著它敗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斷芭蕉，真成了勢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義。
農民打天下和農民起義當然是不同的。
打來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換了另一家另一姓，這換上去的那一家便儘可以奚落前者，借鑒前者，把前者的難處時不時地拿出來評判評判。
雖然本質都是一樣的內核，可一樣的事情換到了他人頭上，評判起來就不算丟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鈞道，
“好，蒙元故事總有警醒之用，你且說便是。”
張誠笑了笑，開口即道，
“據奴婢聽聞，其實昔年忽必烈在時，即有丞相伯顏上呈開通膠萊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產，隻有南糧北調，才可維持元大都城中一應開支。”
“而蒙元時，黃河數次改道，多股支流並入一支彙入淮河，洪災泛濫，黃河下遊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會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壞力嚴重。”
“依理而言，伯顏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應擊節叫好，無有不應，可膠萊河海運之議，終蒙元一朝也並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說膠萊河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倘或開工建設運河，必然要由山東地方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
“而僅以山東一省之力，於如此規模的工程而言，隻是杯水車薪，因此當時就任山東的蒙元官員頻頻推搪塞責，以致膠萊河遲遲不得動工。”
“似此這番說法，皇爺以為如何？”
張誠說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鈞知道他借古諷今不敢直言的意思，於是接口道，
“這番說法極為荒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後搶掠不斷，連把中原耕地全部變為牧場的法子都想得出來，他們如何會格外顧惜山東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為了維持漕運，財政入不敷出，能夠的撥款甚為有限，但就算要山東地方自籌，那也無可厚非。”
“倘或膠萊河建成，山東運河沿岸必定商貿繁榮，商貿一旦繁榮，山東官員自然有的是辦法充盈地方財政，如何會因顧惜民力而反對開鑿海運河道呢？”
“依朕看來，定是因為蒙元時，各省各路均設‘達魯花赤’為掌印要員，具有定策大權，其職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來擔任。”
“外夷目光短淺，不知海運可興商利，又怕攬事上身，自然隻是推說顧惜民力，以求早日升遷罷了。”
張誠笑著應道，
“皇爺說得是一樣，不過依奴婢看來，達魯花赤這般推搪，也是顧慮甚深。”
“依蒙元之國力，新河從開鑿，到建成，到沿岸繁榮，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財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時間，長則要達十數年，遠遠超過蒙元達魯花赤的任期。”
“皇爺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亂不堪，忽必烈在位時，朝中的漢法派與理財派爭鬥不休，甚至已然到了禦史直接上疏讓忽必烈禪位於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東一省的達魯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將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會讚成丞相伯顏的提議呢？”
“且不論伯顏黨派立場，倘或那達魯花赤讚成了，膠萊河也順利開通了，那運河帶來的功勞卻不會記在他身上，忽必烈隻會讚賞伯顏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膠萊河的施工過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漢人的民變，那過錯卻又是那達魯花赤自己擔著，丞相伯顏未必會替他說情。”
“即使忽必烈能記得他的功勞，伯顏也能體會他的難處，可待這運河盈利之時，這達魯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後來者一事無成，卻能白白落個海運河道經營有方的好處——這還算是幸運的。”
“倘或朝中兩派鬥法凶狠起來，有人為對付伯顏在膠萊河上生事，又栽贓到前任山東達魯花赤頭上，那此人又該如何自處呢？”
朱翊鈞沉默片刻，道，
“說來說去，無非是因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員儘皆膽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還在，麾下一定有勇於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顏之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