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申時行抬起頭來，用一雙秀雅而疲倦的眼等著皇帝發話。
即便朱翊鈞召見內閣輔臣的頻率和之前的萬曆皇帝彆無二致，但申時行依舊從那為數不多的會麵中感受到了皇帝身上的變化。
做皇帝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皇帝有皇帝的苦。
但是事實情況是，皇帝一苦，難免就要其他人遷就，讓其他人比皇帝還苦。
申時行從萬曆十年當首輔開始，就一直在耐心地遷就著皇帝。
他已經摸索出了遷就皇帝的規律，譬如李材此事，即使皇帝堅持將李材、劉天俸逮捕下獄，還是可請三司官員一同力保，或是讓科道官極力上疏勸諫，總是能拖得來救李材一命。
申時行在開口之前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打算用最真誠而卑微的姿態來遷就皇帝發現自己“受欺”的苦。
不想朱翊鈞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受了苦還不用旁人來遷就，可是出乎申時行的意料之外。
因此申時行在用眼睛等待皇帝發落的同時還捎帶上了一種審視和打量的目光。
他想，皇帝怎麼體貼起來了，受了欺竟也不需要看旁人受苦來填補委屈了？
朱翊鈞見申時行對自己行注目禮，心下斟酌一二，方道，
“朕聽聞如今雲南或有州縣多植玉麥、甘薯，此二物撲地傳生，一莖蔓延至數十百莖，節節生根，一畝種數十石，勝於種穀二十倍。”
“朕私心裡算計，倘或一畝可收十石，則數口之家，止種一畝，縱有災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終歲足食。”
“卿等每說財匱民窮，災荒洶洶，如今或有此雜植第一品、救荒第一義，朕豈能不躍躍欲試？”
“朕即讓李材等人留職察看，於雲南軍屯耕地中各取二十畝試驗，十畝種玉麥，十畝種甘薯。”
“便以一年為限，夏種秋收，必教他三人親耕田間，將栽植種種如實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實稟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鈞一氣兒說完，方才從椅扶上縮回來的手在膝上團成了一個拳。
“玉麥”即是後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後世人人稱道的“紅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鈞在這裡是動用了他一點現代知識的記憶儲存的。
玉米和番薯均有明確的曆史記載顯示它們在萬曆十六年時已經傳入了中國。
玉米傳入中國的路線有三條，一是由西北陸路，傳入甘陝地區；二是經西南陸路，由緬甸傳入雲南；三是由海路從南洋群島先傳入東南沿海各省，然後再傳入內地。
西南陸路這一條是玉米最早傳入中國的路線，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誌》和萬曆四年的《雲南通誌》中，雲南、永昌、蒙化、鶴慶、姚安、景東、順寧、北勝等州府都有了關於玉米的記載。
番薯傳入中國的路線有四條，一是分彆由陳益和林懷蘭從越南傳入廣東的東莞和電白縣；二是由泉州經南澳島傳入泉州；三是由陳振龍從菲律賓攜薯種到福州；四是從印度緬甸傳入雲南。
後世公認的、諸多番薯引進路線中影響最大的一條，其實是福建長樂陳振龍家族的那一條。
萬曆二十一年時，陳振龍之子陳經綸為幫助家鄉度過災荒，特意將番薯種子獻給福建巡撫金學曾，在金學曾的支持下，番薯從長樂開始迅速向全國傳播。
現在朱翊鈞試圖將番薯試驗田的時間線提前五年，將番薯的推廣從曆史上的福建轉到雲南。
雲南引進番薯其實比福建的陳振龍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開始大航海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番薯帶到非洲沿海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島嶼群。
最早在嘉靖年間的《大理府誌》以及萬曆四年的《雲南通誌》中，甘薯就已經被滇西的六個州府列為當地物產。
因此朱翊鈞的講話是有據可查的，即使申時行再往下追問，他也能舉出雲南臨安、姚安、景東、順寧四府種植番薯的事跡。
既然玉米和紅薯最先傳到的都是雲南，不妨就先從雲南試驗起來。
關於“試驗田”，朱翊鈞也是從曆史中總結出的教訓。
他知道按照晚明的農業條件，即使是推廣現代的雜交水稻，也絕不可能一步到位。
朱翊鈞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他兩輩子都沒種過一次地，如果真要推廣種植番薯，一定要結合晚明實際的耕地經驗，而不是根據前世學來的知識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