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朱翊鏐一愣，隨即笑道，
“這臣可不敢講。”
朱翊鈞奇道，
“怎麼不能講啊？”
朱翊鏐不答，隻是嘿嘿訕笑，一麵又從百事大吉盒兒裡拈了枚去了核的熟棗來吃。
朱翊鈞又看向李太後。
李太後隻得道破道，
“商人來做生意交稅也就罷了，傳教士不事生產，他們能順利居留濠鏡，一定往廣東官場行了不少賄。”
“你四弟去南方不過是走馬觀花，又不是單為了捉貪官去的，再說陳瑞走後，那繼任的吳善、劉繼文都是難得的好官，我聽說那劉繼文還與海瑞並稱，為天下明官第二。”
“有這樣好的人才當兩廣總督，皇上不如就少操些心罷。”
朱翊鈞明白了，傳教士來華，肯定受了許多挫折，這些挫折要細細追究起來，廣東地方官員肯定難逃罪責。
朱翊鏐原是去探聽海貿的具體情況的，同廣東地方官員並無瓜葛。
可皇帝要因此對傳教士產生了興趣，甚至召他們進京麵聖，那廣東地方官員說不定就會因收受洋人的賄賂而被問罪。
朱翊鏐雖然不知天高地厚，但一涉及到官場，他的態度亦跟李太後類似，總而言之就是能不插手就一定不去插手。
至於葡萄牙人行賄廣東地方官員，朱翊鈞覺得應該確有其事，但實際應該遠沒有到出賣領土那麼嚴重的地步。
包括萬曆十年的兩廣總督陳瑞。
其實葡萄牙人記載中對廣東地方官員形象的一貫醜化是基於傳教的政治需要，是為了讓葡萄牙人長據澳門的行為變得合理化，而不一定是事實。
明廷對澳門政策早在陳瑞之前就已定型，從萬曆元年開始，葡萄牙人上繳的澳門地租銀就已正式記入香山縣賦稅收入，陳瑞不過延續此政策而已。
至於朱翊鏐在廣東探聽到的傳言，很有可能是“倒張”運動之後產生的副產品。
倘或陳瑞當時與葡萄牙人簽訂的澳門自治協定當真是在出賣領土的話，那張居正死後，禦史是不會僅僅以行賄張居正的罪名來彈劾陳瑞的。
朱翊鈞隻好道，
“朕知道，洋人在廣東行賄，多緣於丈抽之例，四弟方才說那傳教士和濠鏡的洋商是一夥兒的，想來便是指此事了。”
朱翊鏐見皇帝沒有要用傳教士折騰廣東官場的意思，心下也稍稍鬆快了一些，
“洋人商船的丈抽都是海道副使和廣東市舶提舉司在管，在其位，謀其政，臣以為，他們也算是儘心了。”
晚明時期廣東地方政府對葡萄牙海商的征稅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體而言，就是將西洋船定為九等、東洋船定為四等，按照船隻大小征收關稅。
由於番舶到達廣州後經常弄虛作假、偷稅漏稅，廣東地方政府便規定，但凡番舶到港，廣東市舶司和香山縣有關的官員必須即行丈量，如數征稅，並將其數額封籍後上報海道和督撫。
丈抽這種製度雖然避免了以“粗貨”、“細貨”標準征稅而所出現的腐敗現象，但海外貿易稅收管理職位本來就是一個“肥缺”。
這樣一個容易中飽私囊的職位在晚明吏治極其腐敗的大環境下，更是不堪一擊。
中外商人與餉稅官員之間的權錢交易比比皆是。
由於船隻大小完全由丈量的官吏決定，許多葡萄牙海商在入港的時候都會向負責丈量船隻的官員行賄。
而且這種行賄的麵向範圍非常之廣。
尤其到了萬曆時期，廣東市舶司完成了職權重構，權力逐步增強，地位日漸上升，甚至可比肩鹽課提舉司。
海外貿易的管理執法權從海道副使、各地府縣手中被強行分離出來，重新劃入廣東市舶司的職權範圍。
海道副使和香山縣等地方官員在海外貿易管理執法權中，僅僅隻剩“丈估”的職權，“主裁”之責完全被掌握在廣東市舶司手裡。
朱翊鈞笑道，
“朕沒說他們不儘心，隻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傳教士是一夥兒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嗎？”
朱翊鏐“喲”了一聲，道，
“這臣倒不清楚了，不過洋人裡頭信教的人的確多。”
朱翊鈞明知故問道，
“他們都信甚麼教啊？”
朱翊鏐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裡可溫教。”
李太後忙道，
“那就更不能讓洋人到內陸來了，也裡可溫教的教徒一多，必會與釋道二教分庭抗禮。”
李太後篤信佛教，自然會對基督天主產生敵意。
朱翊鈞不以為意道，
“洋教也沒甚麼稀奇，當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蠻部、汪古和畏吾兒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時，那拂林國來的景教教徒愛薛還被伊利汗國的阿魯渾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後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當官當然沒甚麼關係，不過是忠孝仁義之外再多信一樣東西，和咱們大明的官員時常去佛寺裡敬幾柱香是一樣的。”
“可要是這洋人不當官，光傳教，傳得百姓變了想法，變得忠孝仁義全都不信，或者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成了另外一樣東西，那就會出大事。”
“何況，這也裡可溫教本來就凶狠殘暴，哪裡能同釋道二教相提並論呢？”
朱翊鈞相當佩服李太後那敏銳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嗎？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頗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