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朱翊鈞對西方本質的認知無疑是大明所有人中最全麵的。
這裡必須解釋一下“全麵”二字，全麵意味著公允，意味著不加偏見，意味著理性與客觀。
朱翊鈞相信範禮安傳播福音的信仰是真誠的，萬曆時期來華的傳教士都擁有著一顆磨損不儘的、充滿了愛與和平的心靈。
但朱翊鈞也知道愛與和平從來就不屬於天主教的教義。
西方的宗教，無論如何掩飾，無論它的傳教人有多麼友善，都掩蓋不了它“一手持劍，一手聖經”的殖民血統。
對，血統。
血統的意思是它與生俱來，它刻在骨髓裡，流淌在血液裡，隻要它活著，它動著，它就天生擁有這樣的心思。
因此儘管晚明的傳教士大多都是無比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但朱翊鈞也不能忽略他們所信仰宗教的血統。
血統其實是不必證明的。
但由於這血統帶來的東西實在太好，譬如科學，譬如知識，譬如拯救大明的希望。
所以朱翊鈞在無法割舍這份血統的同時，不得不在心裡對這血統所造成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表現多加提防。
這提防的根源在於耶穌會的“保教權”。
說到萬曆時期的遠東傳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權”。
在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中，葡萄牙無疑是為西方的開路先鋒，它率先抵達東方，不但占領了果阿和馬六甲，並且將自己的勢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國。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為壟斷它在遠東的殖民特權，便出麵向教皇申請到了遠東傳教的特權，即“保教權”。
“保教權”的矛盾來源於兩方麵。
一是在宗教改革運動的衝擊下，羅馬教廷的神聖權威和控製力已經明顯下降，教廷內外不斷有改革天主教的呼聲。
這一呼聲也是耶穌會遠涉重洋傳播福音的動力之一。
朱翊鈞甚至能從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懼，倘或他們再也控製不了歐洲，就必須從遠東撈取經濟利益來彌補和維持羅馬教廷的損失與它龐大的開銷。
通俗點兒說，就是“贖罪券”在歐洲賣不了了，得趕緊想辦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個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爭取內銷轉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為羅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從這個角度來說，朱翊鈞是可以理解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極度反感的。
因為他比豐臣秀吉還窮，要打的硬仗比豐臣秀吉還多，所以對於勤儉節約的豐臣秀吉，朱翊鈞實在也是說不出甚麼難聽話來。
至於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靠著海外殖民貿易迅速崛起。
如果羅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權，那麼它根本無法擔當起在歐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羅馬教廷不得不將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讓予西班牙與葡萄牙。
因此實際上此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取代了羅馬教皇在這一位置上的影響，成為天主教在遠東地區傳教與利益結合的總代表。
因此“保教權”，在萬曆時期，可以說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詞。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並之後，保教權之爭依舊存在於兩國之間。
教皇為平衡兩國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圖上劃出了一條著名的“教皇子午線”，即規定大西洋亞速爾群島和佛德角群島以西一百裡格作為分界線，以東為葡屬領地，以西為西班牙領地。
像範禮安這樣的意大利傳教士，在來中國和日本傳教之前，也不得不借助享有所謂“保教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
因此曆史上範禮安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不僅受到中日兩國內部的影響，來自歐洲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不時地妨礙著他的傳教事業。
朱翊鈞在心裡默默地為範禮安勾劃出他的具體職責。
作為一個來自意大利城邦王國的傳教士，範禮安在傳教的同時，必須還要平衡羅馬教廷的利益、耶穌會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歐洲君權和教權的利益。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朱翊鈞笑著回道，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意為亂世爭利者，有如斷甲，而害及掌，縱得小利，終喪其身。”
範禮安道，
“臣卻以為陛下該爭。”
朱翊鈞問道，
“為何？”
範禮安道，
“臣於濠鏡之時，聽聞倭國之關白厲兵秣馬，於倭國國中行‘刀狩之令’，收天下兵器以弱民強軍，其誌之遠大，恐不在倭國九洲之中。”
朱翊鈞一愣，沒想到範禮安會將這項情報告知自己。
豐臣秀吉為了讓日本實現兵農分離，開始沒收武士以外的僧侶和平民所擁有武器。
雖然萬曆二十年朝鮮戰爭才爆發，但或許在海外商人和傳教士眼裡，中日戰爭或許在萬曆十六年就有了端倪。
“多謝範卿告知。”
朱翊鈞回道，
“範卿於倭國潛心傳教多年，果然見識不凡。”
範禮安苦笑道，
“倭國關白不比陛下寬仁博愛，臣自是心有戚戚。”
朱翊鈞心想，萬曆時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和後世統一之後的意大利，大概並不是一個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