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漕軍可以說是明朝各種軍隊中最為重要的一支部隊。
曆史上李自成能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除了瘟疫、兵災的影響之外，還有一條就是明末漕運敗落。
當時入京漕糧僅剩百餘萬石，是原額規定的四分之一，在明末大鼠疫的橫行下，這些漕糧根本不足以供給京師已然奄奄的官民反擊外敵。
漕軍最初建立於永樂十三年，到成化年間終為定製。
漕軍沿用了衛所製，設置了與指揮使、指揮、千、百戶、總旗相對應的把總、幫長、甲長等官職。
一甲長管運船五艘，運軍五十名，每船設一旗甲，下屬有綱司、文簿、攔頭、圓牌及牽挽運軍若千名。
朝廷建漕軍，意在以軍法結漕法，在運糧過程中，各船實行軍伍連坐，甲不準越幫，幫不準越衛，衛不準越總。
此外，還專門立了漕軍僉補則例，運軍因老疾病故需補充者，應於操備、屯田正軍中選補，正軍不足，方許點補餘丁。
漕軍的編製共有十二總，在經過張居正於萬曆元年的改製後，萬曆十六年的漕軍編製分彆為南京錦衣總、旗手總、上江總、下江總、淮大總、揚州總、中都總、浙西總、浙東總、江西總、湖廣總和山東總。
與之相應便是晚明的長運法。
其實平心而論，晚明的長運法在元明清三朝漕運製度中對百姓的負擔是最輕的。
漕軍製在明朝總共經曆了三個階段。
一是支運法，支運法下由糧長和漕軍共同承擔運糧的責任，一般是糧長承擔四成，漕軍承擔六成。
二是兌運法，兌運法下需要糧長就近將糧食兌給衛所，然後運費，再由漕軍承擔長途運輸。
這麼一來，百姓隻要付了運費，就省去了長途運輸的麻煩。
三是長運法，長運法下漕軍直接到江南有糧的省份運糧，百姓連運輸糧食到衛所的奔波都免去了，直接交付給漕軍由他們運輸，同樣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錢糧作為運費就可以了。
所以理論上來說，晚明百姓對漕運的負擔隻有規定數額的糧食和運輸費這兩項。
朱翊鈞的想法是這樣的，漕軍是現成的人手，十二萬人的軍隊，迅速開鑿一條膠萊河那還不是綽綽有餘？
且漕軍由漕運總督監督，山東地方官員既不願管事，那正好無功無過，樂得清閒，當然不會反對皇帝用漕軍開河。
八省的百姓原本要負擔張誠口中那般多名目的苛捐雜稅，現在漕軍去開海道，再也不必付錢，豈不是個個彈冠相慶，高呼天子英明？
張誠聞言卻是一怔，
“那漕軍都去山東開鑿海道，今歲的漕糧該怎麼辦呢？”
朱翊鈞道，
“可以先用梁夢龍和王宗沐當年的海道對付一年，朕記得那條道，從淮安至膠州，再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一共三千二百餘裡，比漕運輕省多了。”
張誠猶豫了一下，道，
“但那條海道當年不是……”
朱翊鈞接口道，
“當年那是遇了大風，才漂沒糧米數千石，溺斃軍丁十五人，膠萊河開了就沒這樣的事兒了，隻是對付一年，科道官要彈劾就由他們去。”
張誠道，
“可如今財匱民乏，又哪裡有銀子去付給漕軍去山東開海道呢？”
朱翊鈞一愣，道，
“漕軍運糧本是勞役，朕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名目讓他們服役，出的力氣都是差不多的，怎麼還要另外付銀子呢？這漕軍運糧也不見他們要銀子啊。”
張誠道，
“原來漕軍的確有贍運田、有固定的月糧，還有行糧和輕齎銀以及少量的賞鈔，可自世宗皇帝時起，輕齎銀便已歸入太倉，不再補給漕軍。”
“再加上正統以後，贍運田也納糧如故，不再優免，行糧、月糧不是被扣減，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銀，各官府差役過幫，都有索費。”
“皇爺彆看這漕軍有十二萬人，其實有不少都是後來從造船、屯種、雜差中添撥的餘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戶承佃的舍餘、沿河的船戶，抑或是土人、漁民、商販以及運官自帶的家丁和軍伴。”
“這些人要麼是各州縣強征來服役的普通百姓，要麼是已經傾家蕩產、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爺開恩，他們繼續漕運或許還有的口飯吃。”
輕齎銀是正兌漕糧外需要收受的額外加耗費用，一般折銀征收，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盤剝的費用，一部分用作補充漕糧運輸過程中的損耗。
當漕糧運到京師倉庫時，如果漕糧準額運到，則將輕齎銀的一部分補給各總漕軍，後來卻被收歸太倉，作為朝廷稅收的一部分，再也不補貼漕軍了。
朱翊鈞聽得出張誠的意思，太倉的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大小官吏盤剝之後的，倘或沒了漕運，朝廷的稅收也會受影響。
正是因為朝廷是最後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之時，誰都不會提出要去改革漕運。
曆史上大明最後一次改漕運為海運是崇禎十二年，那時卻已是為時已晚。
朱翊鈞笑了一笑，點出張誠話中的邏輯矛盾道，
“既然這些漕丁本就受製於漕運，甚至因漕運而傾家蕩產，那他們怎麼會反倒會跟著那些官吏去維護漕運呢？”
張誠淡笑道，
“皇爺，這漕丁傾家蕩產，和漕丁維護漕運的道理是一樣的。”
“為保四百萬漕糧足額到京，一旦運糧船隻沉沒，或是漕糧納倉不足米數，則要漕丁買糧賠補，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則借欠債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