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朱翊鈞最終讓內閣鬆口同意在太仆寺試行“民推吏”的辦法用的是另外兩個理由。
一是他假裝在三位輔臣麵前生了一回氣，抱怨馬調不上來，錢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記上來的戶籍人口和實際人口的數目出現了嚴重偏差。
第一個問題是十分簡單明了的，晚明馬政的確已然爛得不成樣子了，再怎麼折騰也不會比原來那套還爛。
皇帝想另辟蹊徑，又不是往科舉出身的官員身上開刀，責任又通過廠衛分攤到了馬戶百姓頭上，官員想反對也尋不到非要違拗皇帝的理由。
再說太仆寺交出來的數據也實在不好看。
第二個問題是朱翊鈞自己向內閣指出來的，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封建社會中，朝廷賬麵上的人口卻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饑荒的因素，人口數量也不會是隻跌不漲的。
所以，為了登記有效男性勞動力人口，必須給予交課重稅的百姓一定政治權利。
至少要讓男丁繳稅服役的義務和他們得到的權利等同。
當然了，這隻是朱翊鈞本人的一套官方說辭，他心裡知道，晚明賬麵人口的持續下跌並非取決於老百姓的覺悟高低。
用現代人的話來講，官府和民眾的關係隻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現在大明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又貴又差，一旦出了問題，百姓既不能投訴，也沒有第二個出售公共服務的官府給他們選擇，他們可不得覺得委屈嗎？
在這一點上，朱翊鈞不得不與曆史上的那個“反賊”李自成有所共情。
這個問題具體分析事例可以參照崇禎年間的征遼餉。
當時支持崇禎皇帝征餉的是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他是從階級角度替崇禎皇帝為加征重餉辯護的。
他認為，崇禎皇帝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崇禎年間的稅收都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裡。
雖然加上去的稅收放在一起總體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均攤到地主頭上，相當於一百畝地加征不到五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們增加點兒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並。
而且關鍵的問題在於地方官不廉潔，如果地方官都廉潔了，那皇帝再加派一些也未嘗不可。
如果當地豪強的承受體量就是那麼一點兒，那能收上來稅錢就是一個恒定的數目，這筆錢寧願被皇帝收走去練兵平亂，也比被地方官中飽私囊來的對國家有利。
換句話說，皇帝加派遼餉，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權力減去地方的“腐敗稅”。
有了楊嗣昌的這番理論支持，崇禎皇帝又另外征求了內閣的意見，在獲得內閣的讚成之後，崇禎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征練餉。
結果遼餉一晃征了幾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
官軍照樣無能，清軍反倒越來越強，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為戰略性進攻，正從西安一路向北京進軍，而支持遼餉的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
直到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寫了份奏疏替皇帝檢討了一下過往政策，認為征加遼餉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禍國殃民的鬨劇。
幸虧楊嗣昌當時已經為國殉職了，倘或楊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該追究他提議征加遼餉的責任。
當時崇禎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後，為此同當時的內閣輔臣蔣德璟吵了一架，結果是蔣德璟引罪辭職，崇禎皇帝也取消了練餉。
倘或從帝王史觀來看，崇禎皇帝無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剛登基的時候隻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聾又瞎，不想當了十七年皇帝，最後在大臣們眼中成了一個是非不分的低能兒童。
朱翊鈞雖然承認皇帝大多是個聾瞎人，但他也不願被大臣當作患有認知障礙。
不過從平民的視角來看，崇禎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銀也還是沒為朝廷練出兵來，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賊的那一邊，確實屬於自作自受。
在一個農業社會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兩種社會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放棄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糧食就越種越少，饑荒就越來越嚴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會的屬性，影響土地價格的因素，還要添上皇帝的好壞和貪官汙吏的多少這兩條。
換句話說，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官府壓榨越狠，土地價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賊的隊伍就越壯大。
而經過崇禎皇帝的四次加征遼餉之後，明末的土地在顧炎武的書中是這樣的價格，“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即總共值銀七八兩的地，朝廷要求收繳的稅收就多達十兩，將近土地本身價格的一點五倍。
這種情況下，地當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農民即使是沒有遭受災荒的，遇到這樣重的地稅，也紛紛棄田而走，成為反賊隊伍的一分子。
於是崇禎皇帝的加餉平賊成了一種反向效果，皇帝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賊，餉就更沒處征了，相當於皇帝一個根本不能實現的空頭政策為大明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連帶著逼跑。
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卻仍然嚴重拖欠軍餉。
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將校們礙於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於是在大明開國之初讓朱元璋洋洋自得的“養兵不費一錢”的百萬大軍成了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就此產生了一個極為恐怖的惡性循環。
朱翊鈞的幸運之處就在於他穿越到了萬曆前期，而不是崇禎後期。
他堅信隻要能將經濟上開海，政治上民選這兩項政策成功推行下去，一定能打破封建王朝“三百年更替，七百年強盛”的曆史規律。
也正因為朱翊鈞還有時間和餘地，他的“民推吏”政策也跟他在雲南的玉米番薯實驗田一般，都屬於他這個普通人皇帝對於帝國體製的小心試探。
朱翊鈞對“民推吏”的預期其實是不怎麼高的，他也不指望就這一項政策就能讓全大明的男丁都搶著去養馬，全大明的流民都搶著去登記戶籍。
他隻希望這項政策能讓大明的馬戶有一點話語權，能減緩一些馬戶的負擔，能讓全天下的流民對朝廷對一點信心，那就足夠了。
即使這項政策或許在某一天成為了官僚的另一套官樣文章，朱翊鈞也覺得百姓能聽到皇帝說出這樣一番漂亮話，總比甚麼都聽不到來得好。
無數曆史經驗證明，漂亮話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
同樣是餓肚子，心裡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裡等死，倘或心裡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然後出門成了反賊。
這就像“反賊”李自成變成“闖王”李自成之後，便不再像一開始那樣必要大肆搶掠一場，而是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劫掠擾民，以籠絡民心。
由此可以看出，漂亮話確實可以當槍用，用好用壞且先不論，但終究是一樣武器。
為了讓這件武器發生它應有的作用，朱翊鈞連著召見了內閣幾日，專為此事議定詳細章程。
直到五月五日端陽節前，才正式讓四夷館刊印了徐泰時上呈的太仆寺收支明細，經朱翊鈞本人查收之後，方與廠衛分發在冊馬戶。
端午節在晚明的宮廷中也是十分隆重的大日子。
闔宮正門的兩旁在這一日都放上了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畫有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的故事，樣式與春節時所掛門神相仿，依規矩要連掛一個月後才能撤下。
宮眷內臣也紛紛換上了應景的五毒艾虎補子蟒衣，大概形製多是前襟左右各綴胸補一片，後襟背補為一整片。
居中繡一蹲臥猛虎，抬爪回首，長尾上卷，額部繡十字紋，周圍飾蜀葵、艾葉、山石與五毒，上部為祥雲，底部飾山石海水。
朱翊鈞穿的皇帝吉服，補子上的五毒艾虎與宮眷們的構圖基本相同，隻是對襟衣胸補多了一對側麵升龍，背補飾的是一條正麵大坐龍，老虎改成了伏臥在底部山石上。
端午節的宮廷慶賀規程年年大同小異，飲用朱砂雄黃菖蒲酒，吃粽子和加蒜的過水麵，接著就是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
皇帝則要駕幸西苑，看鬥龍舟、劃船，到萬歲山前插柳，看禦馬監勇士騎著馬表演武術技藝。
朱翊鈞其實不太喜歡這種“闔宮歡樂”的集體活動。
費銀子倒還在其次，主要是朱翊鈞覺得被一眾人捧著哄著的氣氛極其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