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
實際上到了萬曆朝這個時候，皇帝已經不太乾涉科舉題目的擬定了。
或者說得更詳細一些，皇帝在名義上是殿試策問的出題人，但是萬曆朝的實際操作，是由內閣先擬定數道策題，隨後讓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送往皇帝麵前選出一道作為最終考題，並密封送返內閣，然後在殿試當場再令宦官印刷出相應份數的試卷發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內閣擬定的策題，而想上手親自出題，那當然是沒問題的，像儒學功底比較紮實的崇禎皇帝就是一直繞過內閣文官，親自擬定策問題目的。
至於會試題目，那是毫無例外，向來是由主副考官擬定，皇帝一般不對此發表意見。
朱翊鈞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因為到了晚明，科舉已經成為了一種標準化的流程測試，基本上就是官僚體係內部自動循環的一個環節。
這就好比現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關係到命題的是命題標準而不是命題人。
明朝的會試共分三場，第一場考“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考論一首、判五條，詔、誥、表各一道，第三場考經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還是第一場的八股文，第二場與第三場的要求不高，隻要文意通暢即可，相當於現代的附加題。
以朱翊鈞這個現代人的儒學水平而言，在會試題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發表修改意見的，理應是在於第二場的詔、誥、表，這一場的題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寫出相應的公文，一般都是漢表、唐誥、宋詔。
朱翊鈞是記得萬曆十七年的這場題目的，“擬宋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禦書古詩各一章謝表，天聖三年。”
這一道題目看起來平平無奇，實則處處暗藏陷阱。
宋朝所謂“崇政殿說書”，其職業即相當於晚明的經筵講官，專門為皇帝講說書史，解釋經義，並備顧問。
而曆史上的宋臣孫奭，是經曆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學老臣，宋太宗曾親自到國子監聽孫奭講解《書經》，並給予褒賞。
隻是後來因宋真宗勞民傷財，以迎天書、祀汾陰，孫奭因勸諫其罷興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題目中的“天聖三年”，正是宋仁宗繼位後，將孫奭重新擇為翰林侍講學士的那一年。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便很明顯了，前一任皇帝有勞民傷財的前科，後一任皇帝又有廢後寵妃的苗頭，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還不明顯嗎？
不過朱翊鈞並沒有打算要修改這道諷刺意味過重的科舉試題，事實上曆史上的萬曆皇帝也從來都沒有因為科舉試題在諷刺於他而感到不快的記錄。
因為這道題目考校的並不是考生作為文官諷諫帝王的能力，相反，這道題目的本意是要讓考生在寫公文時能夠做到文過飾非，需要結合曆史背景，一眼看出潛藏在文字背後或許會讓帝王感到不悅的所有隱患，並且在作文章時一一繞過，以達到避重就輕的最高境界。
這種境界朱翊鈞本人是達不到的，所以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敬佩能達到這種境界，並且作為命題人再考校下一代接班人的文官集團的。
因此他不去修改會試題目，即使他有穿越者的光環，但他不把這種光環用到他個人身上，朱翊鈞這人就是當了皇帝也本分，他現在的本分在於殿試策問，他就隻談策問，
“朕讀《漢書》，見董仲舒嘗有分說，‘正其誼不計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知卿等如何看待？”
許國是會試主考官，卻不知皇帝是何意思，於是中規中矩地回道，
“《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這一句話留給了皇帝極大的回旋餘地，既適用於讚同也可適用於反對，朱翊鈞卻也不客氣，接著便自問自駁道，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而反以為詬病於天下。”
許國應道，
“古人以利和義，而不以義抑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此乃古今之分，皇上可以道義之辯考校……”
朱翊鈞立刻搖頭道，
“朕何嘗不辨道義之彆？”
這下許國不知如何是好了，隻得再次請示道，
“既非道義之彆，莫非是義利之本？”
朱翊鈞掩在袖中的兩手拇指又重新交纏了起來，他注視著三位輔臣的形容，心下憑空多出了一絲惶恐。
他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種想法，就是內閣聯同滿朝文武正在集體對自己裝傻。
這麼多經過層層考校的聰明人站在朝堂之上，他們揣摩上意的本能已經刻到了骨子裡，他們的權謀詭計、黨同伐異的本事連後世學者都為之爭論不休，他們怎麼會從來沒想到過要追求民主和平等？